当前位置: 首页> 廉洁教育> 勤廉楷模> 正文


张守仁:只有一流编辑,才能编出一流刊物

稿件来源:中华读书报  发表时间:2020-03-20 08:55:19   

  一般的编辑记者不可能和名家有这么亲密的接触,也不可能像我这样了解作家们的心情、内心的思考甚至困惑。我不写的话,我个人认为当代没有编辑可以写,这么多生动的鲜活的事情,恐怕就留不下来了。

  2019年3月23日凌晨,读完徐怀中的《牵风记》,86岁的张守仁给时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的徐坤写了一封信。他满腔热情地赞赏《牵风记》,认为“从文学艺术品位上,从人物形象塑造上,从意境渲染上,从语言文字锤炼上,《牵风记》至少高出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一个档次。它无疑是我国军事文学开出的一朵奇葩。它完全可和国际上经典军事文学作品媲美。当然,它应是2019年新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的首选之作。” 末了,他说:“因为十分激动,‘今夜无眠’,便半夜起来,写了这封语无伦次、不成体统的信给你……”

  2019年8月,《牵风记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  相信很多熟悉张守仁的朋友,都记得他当时为《牵风记》叫好并奔走相告的热情。他不遗余力地推荐;也熟悉他多年的编辑风格,那就是“今夜无眠”对张守仁来说是常有的事情。

  1982年,他审读李存葆的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后,连夜写完审读报告,第二天一早骑着自行车进城。“尽管一夜未睡,我精力充沛,飞快骑到当时《十月》办公地点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……”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引起巨大轰动,单说据此改编的电影,就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八项大奖。

  “独有慧心分品格,不随俗眼看文章。归来多幸蒙闺宠,削得生梨浸齿凉。” 汪曾祺对张守仁评价真是准。

  张守仁,中国文坛“四大名编”之一。既是编辑家、散文家,同时还是优秀的翻译家,是《十月》文学期刊创始人之一,从事文学编辑四十余年,一辈子为文学事业鞠躬尽瘁,也与作家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凭借惊人的记记和对文学的热爱,张守仁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,记下了新时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《十月》的风采,也录下作家们的音容笑貌、情感历程和生活细节。“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,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。”张守仁说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是每天都写日记吗?写日记给您带来什么?

  张守仁:任何人再好的记忆力不可能把时间、地点、氛围、对话记得非常清楚,我是每天都写日记,已经记了66本了。这是我私人的财富,对写作带来极大方便。

  中华读书报:有日记作铺垫,《名作家记》写起来是否轻松得多?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起要写《名作家记》的?

  张守仁:我和那些名作家的交往是朋友之间的无话不谈。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还都年轻,出差时同吃同住,睡在一张大床上。一般的编辑记者不可能和名家有这么亲密的接触,也不可能像我这样了解作家们的心情、内心的思考甚至困惑。我不写的话,我个人认为当代没有编辑可以写,这么多生动的鲜活的事情,恐怕就留不下来了。

  大连有个作家叫邓刚,我和他谈话后写了一篇文章,他看过后怀疑我带了一个微型录音机。他说:张老师你怎么可能把我们三四个小时的谈话记得这么清晰?

  80年代初家里连电话都没有,谈何录音机?实际上是我谈完后立即回去记下来。

  中华读书报:《名作家》的写作过程中,您是怎样的心情?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您的人格魅力和才识,才能团结到这样一批名作家,而不仅仅因为是《十月》。您自己觉得呢?能把这些个性突出、才华横溢的名作家团结在一起,是什么原因?

  张守仁:首先感谢名作家,感谢他们给我好稿子。编辑只有和作家接触密切,才能了解他,了解他最好的素材是什么。

  另外这也和作家的学养有关系。名作家都是有学问的人,如果你不具备一定的学养,就没有交谈的基础。

  像汪曾祺、徐迟,谈过一次两次后,他们会主动来找我。为什么如此信任我?他们会认为我知道的不比他们少。旅行中,我和汪曾祺夜里谈到12点,还意犹未尽。人们都说,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弟子。是这样,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教过汪曾祺。但是我认为汪曾祺的文笔学习的对象不是沈从文,他学的是西班牙作家阿索林,没有情节,只有画面,散文情淡如水。我说:“你因为在西南联大,看了阿索林的作品,模仿他写的。”汪曾祺说:“小张,在中国,只有你说出了我的老底。”——没有一个人指出他师从阿索林。中国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位作家。我因为也做翻译,对国外文学不是很生疏。从这之后汪老就经常揪住我聊天。

  徐迟最著名的是报告文学,同时他也是翻译家。有一次我们在深圳的创作之家疗养一个月,常常一起聊天。他问我:“你说,中国哪一棵树树龄最长?”我说是陕北黄陵那株大柏树,中国人称之为“柏树王”,英国人叫他“柏树之父”。他说行,你的回答正确。那台湾哪株树最古老?我说,台湾阿里山的红桧种植于商代,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。他很吃惊,问我:你去过台湾吗?没去过怎么知道?

  徐迟翻译过《托尔斯泰传》《巴尔玛修道院》《雪莱诗选》等等。有一次我们还和王元化一起探讨过文学翻译,探讨二十多位翻译莎士比亚的人中谁翻译得最好,没有对外国文学有相当研究、不懂外语的人一般没法回答。最后我们都认为朱生豪翻译得最好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“名编辑”了?这个公认的无冕之“冕”对您来说,有怎样的影响?

  张守仁:最早我听到“四大名编”是80年代中后期。我一般都沉默,也不解释。我觉得我是做了编辑应该做的事。90年代初,当时的中国作协常务副主席张锲在中国作协的会议上说,“四大名编来了两位”——当时是指我和崔道怡。真实的情况是,还有很多名编,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、中国青年出版社江晓天……很多名编辑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但是我也承认做了些事情,刊发了一些轰动全国的作品,发现了一些苗子。比如光明日报社的彭程,他在北大时就给我写稿,我认为他有写作的才能,就在《十月》发表他的作品;导演彭小莲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时候寄来一篇稿子,我认为她有才华,但不够在《十月》发表。本来“不用”两个字就可以打发,但我给她写了很长的一封信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觉得自己成为“名编”,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原因?

  张守仁:好编辑除了责任心,还要有信息量,对作家要非常了解,才能掌握他的特点,才能约到好稿。作为好编辑还要写作。你不写作,就没法改人家的稿子。我最欣赏的是,面对一部三四十万字的稿子,写一个七八百字的编前语,把最精彩的内容提炼出来,同时这七八百字本身就是好的评论。没有写作能力怎么写出好的编前语?怎么能帮助作家提高?好编辑最好要会翻译——当然我的要求可能很高,也不需要每个人都会写作会翻译。当年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来稿三分之一都是英语,不懂外语没法处理。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》里也有很多英语。

  中华读书报:肖亦农在《中篇小说选刊》有一段话写你们的交往,很令人感动,说您当年为了抓《红橄榄》,和他在鄂尔多斯大地同行两千里,几次与肖亦农彻夜长谈。稿子送去后,您伏案整整修改了四天。

  张守仁:好的编辑是作家的作家,好的编辑是能帮助作家修改作品的。我并不比作家差多少。我看的书,比很多名作家都多,所以我可以居高临下地读作品、评作品。为什么我说《牵风记》好,我可以拿它和国内外的军事文学对比,而且我是看原版的外国军事文学。有比较才有鉴别。所以我对好作品一目了然,才能编《世界美文观止》,也能够指导作家写作。当时肖亦农写了五年没写出来,我对他说,你要试想离开这个地方,把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细节,用离别的情绪,像红线一样把他们穿连起来。《红橄榄》出版后影响很大,成为经典作品,他还因此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说过自己当了一辈子编辑,没有看走眼过。这一点非常难得。能告诉我们经验吗?

  张守仁:一般稿子到手里,几分钟就能判断结果,最重要的是掌握要素。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。作家一般在作品开头都用尽心机,我首先看前几章的语言,如果有的语言有味道,我就很认真地对待;第二,文学和音乐美术一样,需要天赋,需要才分。当然有些经过努力也可以发表,但不可能有精品绝品。作家有这种素质和才华我是能鉴别的。有一次去湖南和当地几个作家座谈,我听其中一位发言不一般,就和他通宵谈。他叫张小牛,后来他的作品在《十月》发表,成为专业作家;我去河南,发现一位农民出身的作家,语言有当地特点。我发了他三个中篇,当时就农转非,成为郑州专业作家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是“名编辑”,又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,这给您工作带来很多便利的同时,是否也有一些困扰?您是怎么处理“人情稿”“关系稿”的?

  张守仁:我面前没有人情稿。我是绝对公正,铁面无私。张弦的稿子我约了九年,写得不行照样退稿。有的作家为了发稿子请我吃饭,我说不认识为什么送我东西请我吃饭?当然也得罪了一些人。

  中华读书报:您参与并见证《十月》创刊至今,能否对刊物的发展和年轻编辑提提建议?

  张守仁:只有一流的编辑才能办出一流的刊物。只有一流的责任心,才能发现隐藏在群众中的创作人才。这种责任心很多编辑是缺乏的。很多无名作家寄出稿子,可能就是石沉大海。我也看过编辑写过的一些文章,学养太差。我认为他们学老编辑很难。当年我们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做编辑工作,没有节假日,苦不堪言。我又是认真的人,寄来的稿子来者不拒。我常说,有的老师一小时补课收入三百元,我给作家看长篇小说,动辄几十万字,都是无偿,还要请作者吃饭,这些都是“作嫁衣”的工作。(舒晋瑜)